“邑人为置生祠”的县令狄仁杰

狄仁杰画像“神探”是狄仁杰在很多人脑海中的印象,但这距离真实的狄仁杰有不少差距。在史籍中,他是知人善任、能力超群的政治家,是再造唐室的大功臣。根据史料记载,狄仁杰由明经科中第,从此踏上仕途。按照唐代规定,明经科上来的人,根据考试成绩,授予不同品级的官职。狄仁杰被派到汴州担任判佐,是个从七品下的官。汴州就是今河南开封。当时这一带属于经济发达、人口稠密的地方,此时的狄仁杰可谓春风得意。不过很快他就遭受了仕途上第一个打击——有人向上级诬告他,这让他经历了不大不小的一番折腾。此事由时任河南道黜陟使的阎立本来处理。唐代前期为了监察地方官,经常派遣官员担任黜陟使,不定期巡察各地,惩处违法官员。阎立本把这个事审查了一番,得出了结论——狄仁杰不但不是个坏官,而且是个大大的好官。于是他找来狄仁杰,对他说:“仲尼云:‘观过知仁矣。’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,东南之遗宝。”所谓“观过知仁”是孔子的话,原话是“观过,斯知仁矣”,大致意思是人的品性不同,看这个人犯的过错,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——从你狄仁杰的所谓过错来看,你是个好官,是被埋没的珍宝啊!于是狄仁杰非但没有受到处分,反倒升官了,阎立本保荐他担任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,这是个正七品上的官职,狄仁杰因祸得福了。担任法曹这样的官职对狄仁杰来说是个极好的锻炼,日后他断案的能力极有可能就是在并州培养起来的,在这里他工作了10年以上,为他日后的行政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在并州狄仁杰干得很出色,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,我们无法再详细进行描述。上元二年(675年)他被调到了长安担任大理寺丞。由法曹到大理寺丞,都是司法官员,他获得此职,一定是因为在法曹任上的杰出表现。可见历史上狄仁杰善于断案的美誉不是浪得虚名。当了大理寺丞后不久,狄仁杰就创造了一年断案17800起的纪录。这意味着一年不休息的话,平均每天要断案49起。审理卷宗不是看小说,我敢担保多数人看小说的速度都没这么快。后来狄仁杰那个神探的美名,就与他在地方和大理寺善于断案有关系。不过可惜的是,这些案子在史籍中基本都没有留下细节。后来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,狄仁杰得到了高宗的赏识,从大理寺丞升任侍御史,后来又担任过宁州刺史、冬官(工部)侍郎、洛州司马等。在武则天天授二年(691年)9月,62岁的狄仁杰第一次被任命为宰相。但没过几个月,狄仁杰就因酷吏来俊臣的诬告“谋反”被捕入狱,还差点死掉,虽然后来真相大白,武则天却不肯完全为他平反昭雪,贬他到彭泽去担任一个小小的县令。唐代的官员多数70岁就退休了,此时的狄仁杰已经64岁,要是一般人,也许早就心灰意冷,破罐子破摔了:反正我窝在那儿,我干得好干得坏,有谁知道呢?可是狄仁杰不是这样,他一生最有职业精神。哪怕做一个小小的县令,也做得有滋有味,从来不怨天尤人。史书上没有记载狄仁杰在彭泽县的所作所为,只有《新唐书》里留下了短短的六个字:“邑人为置生祠。”为活人建立的祠堂就是生祠。古人在表达对某个官员的深厚感情的时候,会凑在一起建个德政碑,在该人去任的时候进行欢送或者挽留,而建立生祠则是老百姓表达自己感情最强烈的手段了。狄仁杰在彭泽县的时间一共是两年多,并不长,但是以狄仁杰一贯的仁政思想和敬业精神来说,他一定在任期内兢兢业业,为彭泽县老百姓办了许多的好事,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,所以才有了这座生祠。后来宋代大文豪范仲淹路过彭泽,参拜了狄仁杰祠堂,他们两人有许多相近之处,都是孝子忠臣,又都为民直言得罪权贵而遭贬,所以范仲淹感慨良多,挥笔写下了经典名篇《唐狄梁公碑》。无独有偶,宋代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也是狄仁杰的“粉丝”。他曾经写诗《题马当山鲁望亭四首》盛赞狄仁杰:“鲸波横流砥柱,虎口活国宗臣。小屈弦歌百里,不诬天下归仁。”绍圣元年(1094年)黄庭坚挥笔书写了《唐狄梁公碑》碑文,有拓本传世至今。此碑人称“狄公事、范公文、黄公书”,谓之“三绝”。当然了,树碑立传的也不见得都是好官。明朝大太监魏忠贤也有人给他建生祠,但那是官员们溜须拍马的结果,与狄仁杰这座老百姓建立起来的生祠相比,判若云泥。(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)